参照《尚书》，皇甫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舜是“礼法”的创造者，他规定了五等礼法，强化了等级秩序。礼法是与财富挂钩的，等级高的诸侯，献上的礼就要重一些，等级低的则轻一些。同理可知，等级高的人，享用的东西就要多一些，而等级低的人，享用的东西就要少一些。作为天子，舜肯定比尧要奢华，在他看来，这种奢华不仅是为了满足欲望，更是体现权威必不可少的象征。比如说舜所穿的衣服，上面要绘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面要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fǔ）、黻（fú）、（chī）等图案，以此来强调自己尊贵的地位。

与此同时，禹的声名却是如日中天。治水的伟大功绩，造福于万千百姓，这无疑令禹拥有了别人不可企及的声望。同时他在品行上几乎无可指摘，穿简陋的衣服，吃简单的饭菜，住破房子，三过家门而不入，结婚四天就离家去治水，儿子出生他也顾不上看一眼。帝舜不得不称赞他：“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大禹谟》）

光有声望可不够，光有百姓的支持可不够，倘若禹要逼舜退位，一定要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帝舜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除了大禹之外，便是后稷、皋陶、伯益三人。这三人在帝尧时代便被任用，在位时间长，权势不可小觑。帝舜政变，后稷是有份的，他把帝尧的儿子丹朱给流放了，可以算得上是舜的亲信。这三个人里，后稷是死得最早的，剩下皋陶与伯益，这两人是大禹必须争取的关键人物。

九　禅让还是夺权？（下）

先来看看伯益。

当初伯益与后稷被派去协助大禹治水，治水功毕，大禹没有忘记在帝舜面前提起伯益与后稷两人的功劳。这无疑拉近了他与伯益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治水的事业，让伯益认识到了大禹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的行为无可非议，能力不容质疑，品格高尚，舍己为公。

在《尚书·大禹谟》中，有一段伯益对帝舜说的话，必须引起关注：“戒哉！儆（jǐng）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这是告诫帝舜的话，意思是说，您要小心啊，不要丧失法度，不要耽于游逸，不要沉溺于淫乐。这话听起来奇怪，让我们隐隐地察觉到伯益对帝舜有所不满，或许是此时的帝舜已经有“失法度”、“游于逸”、“淫于乐”的苗头。

我们接着看，伯益又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fú，意为违逆）百姓以从己之欲。”就是说，不要违背常道来求得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民众来顺从自己的私欲。虽然这是劝谏之词，可是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任贤勿贰”，似乎暗指舜对禹的态度，当时禹就是天下最贤之人。

我估计，此时伯益对帝舜的所作所为已有微言，这令他与禹走得更近。

再来看看皋陶。

皋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甚至被后人与尧、舜、禹并列为“四圣”。舜称帝后，便把皋陶提拔为刑狱之官，掌握司法大权，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我们从《尚书》中可以看出，皋陶对大禹是十分赏识的，有好感。在《益稷》篇中，帝舜让大禹说说治水的经过，大禹简要地说自己怎么勘察山林，怎么疏通河道，怎么开通沟渠，怎么安抚百姓。皋陶听后十分感动，说道：“师汝昌言。”就是说，你所说的对我很有帮助，我得向你学习，以你为师。

另外还有一篇《皋陶谟》，整篇都是大禹与皋陶的对话。这篇对话意义重大，有一些细节仍然要引起关注。禹和皋陶在讨论古代之美德时，皋陶说了几点后，补充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便接着说：“要是这样子的话，帝舜也难做到啊。知人善任才算明智，这样做才能任用合适的官员。能安抚民众才算是仁慈，这样做民众都会怀念他。倘若能做到明智与仁慈，怎么会担心兜呢？何必流放三苗呢？又何必害怕巧言令色的奸佞呢？”

禹能够跟皋陶说这些，证明此时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一般了，非常亲密。值得注意的是，大禹的话锋直指帝舜。首先，大禹认为帝舜没做到“知人”、“安民”这两点；其次，他委婉地批评舜流放兜、流放三苗的做法。要知道，铲除“四凶”一直被认为是帝舜的一大功绩，“四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鲧。最后，我们要认真研究大禹的言外之意，在他看来，流放兜、三苗这两件事，舜都是做得不对，因为他不够明智与仁慈。禹为什么偏偏没有提及自己父亲鲧以及共工呢？鲧与共工都是被处死的，既然流放都是错的，那么处死就更不必提了。

可见大禹对父亲被杀一事，一直是耿耿于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