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作战最重要的，首先是要看将领和他的才能。依据法度使用权力，就会不劳而成功。如敌方将领愚钝而轻信，就可用计欺诈他；如贪婪而不顾名声，就可以重金贿赂他；如轻举妄动，就可设法使其劳顿；如将帅富贵而骄纵，士兵贫穷又有异心，就可离间他们；如敌人将帅倦怠、士兵松懈，就可偷袭。如将领聪明但反应迟钝，就要使其急迫；如勇猛又轻生，就要欺凌他；如急躁易动，就要诱惑他；如贪功好利，就要偷袭、贿赂他。如因仁爱而对敌不狠，就要以敌人的残暴教训他；如廉洁又不知爱人，就要凌侮他；如刚毅又好自以为是，就假装顺从他；如内心懦弱、好被人驱使，就要让人欺诈他。以上这些情况，都是用兵之要，为将帅者一定要了解。

将帅是军队的大脑与灵魂，将帅指挥才能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败，甚至国家的危亡。作为统军大将，必须具备以下这两条最基本的能力：一是勇敢的精神，能够担负起重大的责任；二是超人的智慧和优良品质。诸葛亮之所以被称为智慧的化身，领导蜀军屡败魏军，这与他高超的军事才能和身负的重任是分不开的。

《孙子兵法》中有：“兵者，诡道也。”因而在采取具体的军事行动前，做出准确、明白的判断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料敌如神”，从来就是对良将的赞美。仔细观察敌情，准确判断敌情，依据敌情变化制定相应策略，才是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夫两国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决事，必先探于敌情。故《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战。”又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因形而作，胜于众，用兵之要也。

若欲先知敌将，当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观敌之来，一起一坐，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者，将必有智，勿与轻敌。若其众哗旗乱，其卒自止自行，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如此者，将必无谋，虽众可获。

两国交战，军营对峙，此时形势不明，不能随意做出判断，一定要先探明敌情。所以《孙子兵法》中说：“取胜之兵，首先是刺探军情，而后才与敌交锋。”又说：“认真分析判断，以求明白敌军计划的优劣；仔细观察，以求了解敌军的活动规律。”根据敌情制订作战计划，就可以少胜多，这是用兵的主旨。

如想先了解敌情，最好是让贫贱又勇敢的人，带领轻便精锐的人马去观察敌情。观察敌军之初，在集结地整装待发，秩序井然；如敌军追逐败退者，假装赶不上；看见财利，假装不知道—这样的部队，它的将领定是精明之人，不可轻视。如果敌军嘈乱，旌旗不整，士卒行动随意，纵横坐卧，在追击败军时，生怕赶不上，看见财利，唯恐得不到。这样的军队，其将领必是无能之辈，即使其军人数再多，与之交战，也是可以取胜的。

故曰：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敌远而挑人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禽骇者，覆也；尘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远者，薪来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食肉，军无悬簟，不及其舍者，穷寇也；淳淳翕翕，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数赏者，害也；数罚者，困也；数顾者，失其群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近，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敌来新到，行阵未定，可击也；阵虽定，人马未食，可击也；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也；行坂涉险，半隐半出，可击也；涉水半渡，可击也；险道狭路，可击也；旌旗乱动，可击也；阵数移动，可击也；人马数顾，可击也。凡见此者，击之而勿疑。

然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故匈奴示弱，汉祖有平城之围；石勒藏锋，王浚有幽州之陷。即其效也，可不慎哉！

所以说，敌军走近却很安静，证明有可依靠的险峻地形；敌军远道而来向我挑战，是想引诱我军前行；树丛摇动的面积大，证明敌军来得多；草丛中多处设伏，是用来迷惑人的；鸟儿惊起，是有埋伏；鸟兽惊散，证明敌军大举袭来；尘土低而广，是敌军步兵来袭；尘土分散成条状，前后相连，是敌军运粮的车队；尘土少且往来飘荡，是敌军在安营扎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