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除隐居山林或沉沦下僚者外，大都涉足仕途，因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入仕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必然厕身于大大小小的官僚机构之中。这时出现了众多记载官署内历任人员的壁记，也就为后人提供了这些方面丰富的可靠资料。

以上所言，主要是从考史的角度论述壁记的作用，并非全面肯定壁记的价值。实则壁记的内容是很芜杂的，吕温《道州刺史厅后记》曰：“壁记非古也。若冠绶命秩之差，则有格令在；山川风物之辨，则有图牒在；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这就说明，学者若将壁记作为一种史料运用时，必须有所鉴裁才是。

登科记

《全唐诗凡例》中一则曰：“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季振宜）《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可见“登第”之事在唐代诗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拓《唐贤慈恩雁塔题名》

在封建社会里，士人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争取服官，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且也是施展个人抱负的主要出路。唐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举制度。几项主要的科目，如进士、明经以及制举，吸引着大批文士，其中尤以进士科的吸引力为大。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最多，《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因而进士及第者无不意气风发，登第之后还有探花、会宴和慈恩寺塔题名等方式表示庆贺。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言及曲江亭子，“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可见这些及第进士们其时情绪之高扬。

唐代应科举考试者，座主门生的关系，同榜之间的关系，尤受重视。长庆四年（824）李宗闵权知贡举，放唐冲、薛庠、袁都等及第，时称“玉笋班”。贞元八年（792）韩愈、欧阳詹、李观、崔群等人联第，时称“龙虎榜”。他们日后的亲密关系，都是在同应进士举时奠下基础的。

《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中说：“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