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的下级武官，以力士闻名。传说孔纥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还是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孔纥很不满意，于是他就和新娶的妻子一起到曲阜东南的尼丘山求天神另赐一子。后来果然生了儿子，孔纥以为这是在尼丘山上求来的，就取名为丘。“仲”字是排行，表示“第二”。“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因为孔丘开创私学，并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陂尊为儒家的始祖。所以后人敬称他为“孔夫子”。“圣”是聪明智慧的意思，孔丘弟子，贤人，声誉甚高，古代公认他是有学问的聪明人，是“圣人”。西汉武帝之后，认为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有利，从此孔丘受到尊崇。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教育史上的地位。

孔丘岁时，其父孔纥就去世了，他连父亲的葬地都不知道，从此家境更加衰落，不得不做些杂活，一则赡养他的寡母，二则自己生活，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长大之后，他当上了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据说他当委吏时，帐目弄得很清楚；当乘田时孔子像，牛羊养得很壮，表现出他是有做实际工作的才能的。

大约在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讲学。起初只收二三名学生，人虽少，却是件新鲜事。颜路、曾点、子路、冉有、子贡等就是他最早的学生。他平时讲学是在曲阜城北的学舍里，出外游历时，学生们也跟着一道，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声，向他请教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后来他在鲁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鲁国贵族孟僖子临死前还特地嘱咐他的儿子跟孔丘学习。

孔子在岁时，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长官。不久又升为“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但鲁国的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他只作了个月的“司寇”，便被迫离开了鲁国，奔走于宋、卫、陈、齐等国，度过了年的流亡生涯。他的政治主张不为各国执政者所采纳。凄凄惶惶，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在陈、蔡国流亡时，竟弄到绝粮的地步。但他仍不辞劳苦，坚持讲学，在危难之中仍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重返鲁国，已经是岁的老人了，从此他专力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这样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死时，鲁哀公致悼词：“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鲁哀公说：“我感到多么孤独；今后我向谁请教啊！”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墓旁搭起了草房，守丧年，分别时都痛哭难舍。子贡不忍心离开，又独自住了年。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登也”，意思是说，他老人家的不可以赶得上，犹如青天的不可以用阶梯爬上去。表达了学生们对孔子无限的怀念和敬仰。子贡等早期学生，曾跟随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晚期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颜渊等，接受孔子讲学带徒的衣钵，为传播古代文化，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从事著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上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孔子一生大概教育了弟子，其中高材生有人。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是和他的功绩分不开的。他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二是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论语》篇，章，个字。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它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而又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格言和成语。它可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化教育著作来读。要想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论语》是首先应该读的书。首创私学，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孔子说：“有教无类”。所谓“类”，即指按社会政治地位划分的贵贱、庶鄙等种类。在孔子以前，夏、商、西周的学校教育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掐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说“有教无类”，意思是说：任何人我都可以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普及于平民，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孔子又说：“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惰”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艇，艇为一束。“束惰”即条干肉，用来作初次拜见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菲薄的。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主动拿条干肉的见面薄礼，对这样的人戊是从没有不教诲的。

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到孔子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失官”，指的是西周宫廷官府失守学术，以孔子像致使其不能世代相传。所谓“四夷”，指的是文化学术下移，流散于四面八方。这时政治中心逐渐由周天子转向势力较强的诸侯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文化教育中心的转移，西周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也就随之扩散到四面八方。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和历史潮流，反映了新兴的“士”阶层的要求。“有教无类”的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教育由“宫廷”、“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