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石勒有功于教育者，一是扩大了小学的名目，反映其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二是颁定了郡国立学的诏令。三是采用了分科教学的形式。太兴二年，石勒僭称赵王；僭位之初，既设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职，任命世家大族出身的著名学者傅畅、杜嘏、裴宪、续咸、庾景、崔溶分掌教职，并特令太子石宏随杜嘏习经学，随续咸习律学，随任播、刘徵习兵书，随王阳习击刺。这种分科设教的形式，突破了汉魏以来官方教学的模式，标志着分科教学制度的初步形成，也是对官学形式的重大改造。
南朝宋文帝崇尚文治，元嘉兴学，设置四学，既不拘常规，因人而立。永初中（～）为世子，因闻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长于《礼记》，并以儒学著称，即征诣京师，馆于安乐寺，延人讲《礼》；即位后又为其开馆于东郭外，招集生徒，并亲舆幸馆，求问《礼记》三义。余如召丹阳令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各因所长，并非因事设人。隐士雷次宗，少入庐山，拜名僧慧远为师，精通“三礼”，“毛诗”及佛理，遂征入京师，为其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并派名儒朱膺之、庾蔚之协助管理学务，且“车驾数幸”、“资给甚厚”。后因雷次宗拒官还山，又征诣京师，专门为他在钟山西声下筑招隐馆，为皇室子弟讲授丧服经。雷次宗“不入公门”，又特许其入华林东门至延贤堂授业。这种办学形式，可谓对教师迁就备至，其间虽有礼贤下士的因素，但也反映了当时办学观念的灵活多样。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宋元嘉兴学带有官私合办的性质。诸如雷次宗的儒学馆，即是由官方提供学舍、经费，并派员协助管理，而教师则不任官职，教学内容也为教师素学专长，而不受官方的限定。何尚之的玄素馆，则兼教学、研究与清谈为一体，当时许多学者慕道来游，形成了一个称为“南学”的学术流派。元嘉诸学，才士济济，雅辩玄理，顾问时政，蔚然一派稷下风气，这在秦汉以来的封建官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与宋元嘉兴学相比，南朝梁武帝办学也颇具有特色，风格迥异。梁武帝天监四年所设五经博士，本为汉魏传经，但不同的是，梁武帝将五经分设五馆，这是中国官学史上最早的经学专科学校，在办学形式上也大大突破了汉魏旧学模式。除经学五馆之外，梁朝也有集雅士名流于一馆、兼教学、研究、清谈于一体的生动活泼的官学类型。
南朝由于门阀家学鼎盛，进而出现了将家学与官学合为一体的特殊办学形式。齐武帝于永明三年（）兴学，因世家大族出身的国子祭酒、临沂王俭精通礼学，谙究朝仪，遂省总明观，将学士馆开办于王俭家宅，“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这种门阀家学与官学合流的形式，在中国古代官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齐官学的衰败和门阀家学对官学的兼并。
北魏官学，一度形成完备的规模，这本身就已突破汉魏旧学的传统。北魏办学是其汉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应，北魏官学也以此汉化政策为办学的宗旨。作为汉化政策的重要部分，鲜卑贵族逐步门阀化，姓族等级制和九品中正制也逐步建立。为了适应新的北阀政治的需求，北魏给国子学生以七品中的官位，品位超过太学助教。为鲜卑贵胄子弟——国子生授品爵，反映了北魏强化门阀政治，加速推进汉化的政策，是氏族贵族政治制度向门阀士族政治制度过渡阶段的产物。但同时，为学生授官品之待遇，也反映了北魏办学并不完全拘于汉学的传统，因势而设，注重实际的特征。
其五，重视国学的视学、养老及释奠礼仪。视学、养老、释奠，是中国官学的古老传统，其宗旨在于昌明政教法令，显示帝王养贤尊德、重视文教的意愿，对全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法定的指导和示范作用。所谓“视学”，按《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是天子亲临国学视察、考核，并参予国学中养老、释奠、乞言、合语等教学活动的一种礼仪形式。这种活动，首先要按常典祭祀先圣先师，然后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天子亲临席间礼敬老人，共同讨论父子君臣之道，以正君臣之位，明上下贵贱之别，这是利用国学，宣扬封建的忠孝伦理观念，维护君权，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措施。
魏晋南北诸朝政权，多于战乱中建成，也大多面临着“宪章废弛，名教颓毁”的残局，为尽快恢复封建等级秩序，尤其重视上述一系列礼仪活动的价值。西晋武帝建国不久，即于泰始三年（）诏令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祭祀孔子，并“临幸辟雍”，以示褒奖文教。晋时诸帝也多躬讲《诗》、《书》、《孝经》、《论语》，亲临太学释奠祀孔，一如泰始故制。南朝宋文帝元嘉兴学期间，也重视释奠、视学礼仪，并因袭晋制，由太子释奠国子学，讲授《孝经》，文帝也亲临学宴会，幸临国子学，策试诸生。其后，齐、梁、陈诸朝政权，也多有视学释奠活动。其中，梁武帝天监七年（）亲临国子学释奠先师先圣，并“申之以谟语”，亲自为国子学讲授“十伦”、“三德”，影响最为深广。北魏也十分重视养老、释奠礼仪以此标榜名教，倡励儒学。北魏道武帝拓跋洼初定中原，就于年，命乐师入太学释奠于先师，孝文帝太和年间，又建明堂辟雍，尊养三老五更；孝明帝正光三年（）又亲自到国学举行释奠礼仪，在行礼期间命祭酒崔光讲授《孝经》。北齐、北周也都举行过类似的礼仪活动。
同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视学、释奠、养老活动的举行，更为频繁，这也反映了当时政局变化多端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东汉释奠、养老，多由皇帝亲临主持，届时皇帝亲自讲经。如：汉明帝中元元年（）初即帝位，袒割辟雍，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入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魏晋以降诸朝虽举行释奠、视学、养老礼仪频繁，但礼仪规格已大不如前，或有命太子释奠，或有命乐师释奠，而行礼期间的讲经活动，也多由太子或儒官主持。降低这种象征性的中央教育示范活动的规格，说明中央政府所倡导的正统教育观念对全国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此外，在当时中央政府举行的养老、释奠活动中，都以《孝经》作为主要的讲经内容，这一点也正反映了门阀家族政治在教育领域里的影响，以及统治者力图拨乱反正，重建儒家伦理秩序的努力。从中也能看到：魏晋南北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恢复了汉代“以孝为本”的伦理教育传统。
门阀家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