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这是创作的一种潜在心理动机。其较早的理论源头乃是西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认为文学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后来又有北宋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此“穷”乃“穷达”之“穷”，欧阳修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以其“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故能“写人情之难言”，因此“穷者而后工”，且“愈穷则愈工”。至于唐代韩愈又有“不平则鸣”。

这些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将创作动机归为“本我”遭受压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将创作动机归为生命力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类理论有三重内涵。其一，“不平则要鸣”，胸中忧思感愤，有所郁积，则要出乎口而为声为言，如若抑而不发，一则会导向不健全不健康的人格，一则心中的苦闷之情得不到理性的反思，因为诉诸笔下本就要经过一个理性提炼的过程。其二，因“穷”而“作”，则作品更有审美价值，因为这样的作品中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尤其是惨痛的生命经验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所以具有更强大的悲剧感染力、震撼力，从而引发更强烈的共鸣。其三，创作能帮助创作主体超越“穷”，因为创作是一种发泄、一种寄托，是一种思考、一种升华。

九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赏析】

大凡理想的，都是简单的。社会亦是如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必是简单而美好的。现实中却恰恰相反，社会被“人”搞得不胜复杂。社会本是“人”组织起来而为“人”服务的，现在“人”却反而为社会所奴役，可谓社会和“人”都被异化了。王国维言“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正是指社会上种种之显规则、潜规则，使许多人因此而异化，丧失纯真善良的本性，成为社会之奴。所以，在王国维看来，“赤子之心”便显得弥足珍贵。恐怕只有如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与世隔绝，才能不失其赤子之心。然而，宫闱倾轧斗争，宫中亦一社会，李后主身于其中而心超乎其外，可谓天性使然。故知“赤子之心”亦有天赋之意味。

王国维所言“文学上之习惯”，当指文学除本质特征之外而被附加上的一些属性和功能，譬如他所说的“羔雁之具”，“美刺投赠之篇”“隶事之句”“粉饰之字”，尤其是过度地在这些附加之物上下功夫，反会扼杀文学天才之天赋，或者说将有限之精力转移而耗尽在无用之物上。

这种“习惯”不仅扼杀许多天才，而且使一种文体从整体上、从根本上走向衰亡，“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本编第五十四则），“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胡适《词选》）。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景语，写景之语。

情语，抒情之语。

【赏析】

词家多就景叙情、以景寓情，看似写景的白描，却蕴藏着深深的款曲，一片清冷宁谧的画面，或隐含着嗟叹无语的落寞，或凸显出孤独寂寥的惆怅，更有以哀景写乐情，以乐景写哀情者，都是似写景而实抒情。因此，有专作情语而妙绝者，却无专作景语而妙绝者，事实上亦不可能专作景语。“无我之境”亦不是没有情感的抒发，而是隐蔽地表现情感，是将情完美地融合于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