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苏逢吉杀人的最经典案例，无疑是晋朝宰相李崧之死。苏逢吉与李崧本来素不相识，但李崧曾经得罪过皇帝刘知远，刘知远是一定要整死李崧的。而因为刘知远把李崧的家产悉数赏给了苏逢吉，为了保住这不义之财，苏逢吉也有足够的动力置李崧于死地。

李崧本人倒对家产被夺看得非常开，从不在苏逢吉面前表露心中所想，甚至还巴结过苏逢吉，“谦挹承颜，未尝忤旨”，但事情却坏在李崧两个饭桶弟弟李屿、李身上。二李素无见识，对李家的财产被夺耿耿于怀，经常对苏家子弟提及家产被夺的事情。苏逢吉知道后，自然加快了陷害李崧的步伐。

要给李崧定罪，最有力的办法就是给李崧扣一顶里通外国的汉奸帽子。而所谓李崧家的家丁葛延遇向官府举报李崧勾结契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苏逢吉买通了葛延遇。至于什么李崧那封写给契丹的蜡丸密信，当时舆论公认是苏逢吉伪造的。

刘知远已在（948年）二月驾崩，刘承祐初继位，而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凤翔节度使王景贞在关中作乱，当时政治形势非常不稳，在这个敏感时期给李崧定罪再合适不过了。

苏逢吉把李家兄弟悉数下狱，并对李屿严刑拷打，李屿吃打不过，只好供伪状，称李崧与家人二十人欲在高祖皇帝（刘知远）灵柩下葬时，在汴梁城放火谋反。有了李屿这个伪状，苏逢吉还嫌不足，二十人太少了，苏逢吉把“二十人”改成了“五十人”。不久诏下，李崧举族被诛，所有尸体均暴晒街头，“时人冤之，归咎于逢吉”。

苏逢吉这个半吊子文人都杀人上瘾，武夫出身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禁军头子）史弘肇自然不遑多让。

史弘肇家世为农，因为史弘肇有一身好拳脚，又能日行二百里，跑得比马还快，是天生吃兵饷的。史弘肇其实早年是梁军中混过饭的，后来一直跟着晋高祖石敬瑭，算是石敬瑭的心腹人马。后来刘知远守河东，便把久仰其名的史弘肇要了过去，结果一路升迁。在刘知远称帝时，史弘肇已是刘知远头号心腹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史弘肇治军不可谓无方，“（史弘肇）严毅寡言，部辖军众，有过无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但他为人过于凶狠，下手太重，而这一点，又与刘知远臭味相投。部下但有犯令者，即使是小过，也当众打杀之，“将吏股栗”。

后汉坐天下后，史弘肇负责京城汴梁的治安巡防。因为晋朝大乱，遍地盗贼，史弘肇面对的压力非常大。而史弘肇的办法和苏逢吉一样简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史弘肇经常带着精悍禁军在城中来回巡防，只要发现一个小偷，即使这个贼只偷了一文钱，照杀不误，甚至都不上报朝廷。而被杀者的家人，因为畏惧史弘肇的权势，根本不敢上访，否则也难逃一死。史弘肇一番杀戮，虽然“奸盗屏息”，但“冤死者甚众”，这样的治安手段，和契丹人对中原汉人的屠杀又有什么区别？

因为史弘肇可以不上报朝廷滥杀人，导致禁军士兵可以假公济私，甚至公报私仇。如果有禁军官吏看上某人财产，强逼此人交钱，如果不交，好办，扣一顶盗贼帽子，立斩！甚至有个醉酒百姓因为和禁军士兵吵了几句，被就诬告成贼，杀之，更不用说断舌、决口、斫筋、折足等酷刑每天都在发生。

比杀人更可怕的是，史弘肇为了揪住更多盗贼，竟然让民间互相监视告密。《宋史·边归谠传》记载：“史宏肇怙权专杀，闾里告讦成风。”结果导致民风大坏，人人自危。告密有钱赚，所以有此宵小之徒从中看到了商机，到处揭发人，“谗夫得以肆其虚涎”，官员同样发了财，“贪吏得以报复私怨”，而其中自然包括史弘肇本人。史弘肇本人看上了商人何福殷的数十万贯家产，就收买何家仆人，诬告何福殷勾连契丹，即日捕拿，酷刑伺候，然后杀头，数十万贯轻松到手。最令人发指的是，史弘肇甚至还和他手下弟兄瓜分了何福殷的老婆、女儿。

除了苏逢吉、史弘肇两大杀星，主管军事的枢密使杨邠和主管经济的三司使王章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也同样戾气深重。后汉由这些好杀人、好淫人妻女、贪婪无度的魔鬼当政，自然是普通百姓的晦气。

后汉君臣不但用长枪、锥子杀人，同样会用算盘杀人，后汉经济掠夺之酷烈，堪称史所罕见，而几年后，周世宗柴荣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主要改革对象就是后汉的经济掠夺政策。

后汉这些帝王将相们杀人上了瘾，实在没人可杀，那就自己人杀自己人，互相抡着大刀片子，像古惑仔一样在街头对砍。说来极为讽刺的是，苏逢吉和史弘肇是两大杀人狂，可这两个杀人狂之间同样矛盾重重，都恨不得将对方大卸八块。

后汉君臣的残杀，则引出了五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官场火并案——乾祐之变。

而正是这场在历史上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乾祐之变，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历史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乾祐之变，就不会有郭威建立周朝，更不可能有赵匡胤白捡了一个北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