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的下级武官以力士闻名传说孔纥有个女

孔丘的父亲孔纥，字叔梁，是鲁国的下级武官，以力士闻名。传说孔纥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还是残疾人，走路一瘸一拐的，孔纥很不满意，于是他就和新娶的妻子一起到曲阜东南的尼丘山求天神另赐一子。后来果然生了儿子，孔纥以为这是在尼丘山上求来的，就取名为丘。“仲”字是排行，表示“第二”。“夫子”是老师的意思。因为孔丘开创私学，并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陂尊为儒家的始祖。所以后人敬称他为“孔夫子”。“圣”是聪明智慧的意思，孔丘弟子，贤人，声誉甚高，古代公认他是有学问的聪明人，是“圣人”。西汉武帝之后，认为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有利，从此孔丘受到尊崇。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相当于苏格拉底在古希腊教育史上的地位。

孔丘岁时，其父孔纥就去世了，他连父亲的葬地都不知道，从此家境更加衰落，不得不做些杂活，一则赡养他的寡母，二则自己生活，所以他自称“吾少也贱”。长大之后，他当上了管仓库的“委吏”和管牛羊的“乘田”。据说他当委吏时，帐目弄得很清楚；当乘田时孔子像，牛羊养得很壮，表现出他是有做实际工作的才能的。

大约在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讲学。起初只收二三名学生，人虽少，却是件新鲜事。颜路、曾点、子路、冉有、子贡等就是他最早的学生。他平时讲学是在曲阜城北的学舍里，出外游历时，学生们也跟着一道，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声，向他请教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后来他在鲁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鲁国贵族孟僖子临死前还特地嘱咐他的儿子跟孔丘学习。

孔子在岁时，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即“中都”的地方长官。不久又升为“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但鲁国的政局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他只作了个月的“司寇”，便被迫离开了鲁国，奔走于宋、卫、陈、齐等国，度过了年的流亡生涯。他的政治主张不为各国执政者所采纳。凄凄惶惶，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在陈、蔡国流亡时，竟弄到绝粮的地步。但他仍不辞劳苦，坚持讲学，在危难之中仍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重返鲁国，已经是岁的老人了，从此他专力从事讲学和整理古代文献，这样度过了他的晚年。他死时，鲁哀公致悼词：“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鲁哀公说：“我感到多么孤独；今后我向谁请教啊！”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墓旁搭起了草房，守丧年，分别时都痛哭难舍。子贡不忍心离开，又独自住了年。子贡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登也”，意思是说，他老人家的不可以赶得上，犹如青天的不可以用阶梯爬上去。表达了学生们对孔子无限的怀念和敬仰。子贡等早期学生，曾跟随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晚期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颜渊等，接受孔子讲学带徒的衣钵，为传播古代文化，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从事著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上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孔子一生大概教育了弟子，其中高材生有人。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是和他的功绩分不开的。他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二是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

《论语》篇，章，个字。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少数学生的言语行事。它是语录体散文，语言简练、活泼生动、具体形象、用意深远。有不少语句富含哲理，而又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接近口语，明白易懂，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格言和成语。它可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化教育著作来读。要想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教育，《论语》是首先应该读的书。首创私学，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孔子说：“有教无类”。所谓“类”，即指按社会政治地位划分的贵贱、庶鄙等种类。在孔子以前，夏、商、西周的学校教育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掐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说“有教无类”，意思是说：任何人我都可以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庶鄙等界限，使教育普及于平民，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孔子又说：“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惰”是干肉，又叫脯。每条脯叫一艇，艇为一束。“束惰”即条干肉，用来作初次拜见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菲薄的。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主动拿条干肉的见面薄礼，对这样的人戊是从没有不教诲的。

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到孔子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失官”，指的是西周宫廷官府失守学术，以孔子像致使其不能世代相传。所谓“四夷”，指的是文化学术下移，流散于四面八方。这时政治中心逐渐由周天子转向势力较强的诸侯国，政治中心的转移导致文化教育中心的转移，西周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也就随之扩散到四面八方。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和历史潮流，反映了新兴的“士”阶层的要求。“有教无类”的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教育由“宫廷”、“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