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石勒有功于教育者一是扩大了小学的名目反映其办学形式的多样

后赵石勒有功于教育者，一是扩大了小学的名目，反映其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二是颁定了郡国立学的诏令。三是采用了分科教学的形式。太兴二年，石勒僭称赵王；僭位之初，既设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职，任命世家大族出身的著名学者傅畅、杜嘏、裴宪、续咸、庾景、崔溶分掌教职，并特令太子石宏随杜嘏习经学，随续咸习律学，随任播、刘徵习兵书，随王阳习击刺。这种分科设教的形式，突破了汉魏以来官方教学的模式，标志着分科教学制度的初步形成，也是对官学形式的重大改造。

南朝宋文帝崇尚文治，元嘉兴学，设置四学，既不拘常规，因人而立。永初中（～）为世子，因闻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长于《礼记》，并以儒学著称，即征诣京师，馆于安乐寺，延人讲《礼》；即位后又为其开馆于东郭外，招集生徒，并亲舆幸馆，求问《礼记》三义。余如召丹阳令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各因所长，并非因事设人。隐士雷次宗，少入庐山，拜名僧慧远为师，精通“三礼”，“毛诗”及佛理，遂征入京师，为其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并派名儒朱膺之、庾蔚之协助管理学务，且“车驾数幸”、“资给甚厚”。后因雷次宗拒官还山，又征诣京师，专门为他在钟山西声下筑招隐馆，为皇室子弟讲授丧服经。雷次宗“不入公门”，又特许其入华林东门至延贤堂授业。这种办学形式，可谓对教师迁就备至，其间虽有礼贤下士的因素，但也反映了当时办学观念的灵活多样。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宋元嘉兴学带有官私合办的性质。诸如雷次宗的儒学馆，即是由官方提供学舍、经费，并派员协助管理，而教师则不任官职，教学内容也为教师素学专长，而不受官方的限定。何尚之的玄素馆，则兼教学、研究与清谈为一体，当时许多学者慕道来游，形成了一个称为“南学”的学术流派。元嘉诸学，才士济济，雅辩玄理，顾问时政，蔚然一派稷下风气，这在秦汉以来的封建官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与宋元嘉兴学相比，南朝梁武帝办学也颇具有特色，风格迥异。梁武帝天监四年所设五经博士，本为汉魏传经，但不同的是，梁武帝将五经分设五馆，这是中国官学史上最早的经学专科学校，在办学形式上也大大突破了汉魏旧学模式。除经学五馆之外，梁朝也有集雅士名流于一馆、兼教学、研究、清谈于一体的生动活泼的官学类型。

南朝由于门阀家学鼎盛，进而出现了将家学与官学合为一体的特殊办学形式。齐武帝于永明三年（）兴学，因世家大族出身的国子祭酒、临沂王俭精通礼学，谙究朝仪，遂省总明观，将学士馆开办于王俭家宅，“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这种门阀家学与官学合流的形式，在中国古代官学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齐官学的衰败和门阀家学对官学的兼并。

北魏官学，一度形成完备的规模，这本身就已突破汉魏旧学的传统。北魏办学是其汉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应，北魏官学也以此汉化政策为办学的宗旨。作为汉化政策的重要部分，鲜卑贵族逐步门阀化，姓族等级制和九品中正制也逐步建立。为了适应新的北阀政治的需求，北魏给国子学生以七品中的官位，品位超过太学助教。为鲜卑贵胄子弟——国子生授品爵，反映了北魏强化门阀政治，加速推进汉化的政策，是氏族贵族政治制度向门阀士族政治制度过渡阶段的产物。但同时，为学生授官品之待遇，也反映了北魏办学并不完全拘于汉学的传统，因势而设，注重实际的特征。

其五，重视国学的视学、养老及释奠礼仪。视学、养老、释奠，是中国官学的古老传统，其宗旨在于昌明政教法令，显示帝王养贤尊德、重视文教的意愿，对全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法定的指导和示范作用。所谓“视学”，按《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是天子亲临国学视察、考核，并参予国学中养老、释奠、乞言、合语等教学活动的一种礼仪形式。这种活动，首先要按常典祭祀先圣先师，然后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天子亲临席间礼敬老人，共同讨论父子君臣之道，以正君臣之位，明上下贵贱之别，这是利用国学，宣扬封建的忠孝伦理观念，维护君权，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措施。

魏晋南北诸朝政权，多于战乱中建成，也大多面临着“宪章废弛，名教颓毁”的残局，为尽快恢复封建等级秩序，尤其重视上述一系列礼仪活动的价值。西晋武帝建国不久，即于泰始三年（）诏令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祭祀孔子，并“临幸辟雍”，以示褒奖文教。晋时诸帝也多躬讲《诗》、《书》、《孝经》、《论语》，亲临太学释奠祀孔，一如泰始故制。南朝宋文帝元嘉兴学期间，也重视释奠、视学礼仪，并因袭晋制，由太子释奠国子学，讲授《孝经》，文帝也亲临学宴会，幸临国子学，策试诸生。其后，齐、梁、陈诸朝政权，也多有视学释奠活动。其中，梁武帝天监七年（）亲临国子学释奠先师先圣，并“申之以谟语”，亲自为国子学讲授“十伦”、“三德”，影响最为深广。北魏也十分重视养老、释奠礼仪以此标榜名教，倡励儒学。北魏道武帝拓跋洼初定中原，就于年，命乐师入太学释奠于先师，孝文帝太和年间，又建明堂辟雍，尊养三老五更；孝明帝正光三年（）又亲自到国学举行释奠礼仪，在行礼期间命祭酒崔光讲授《孝经》。北齐、北周也都举行过类似的礼仪活动。

同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视学、释奠、养老活动的举行，更为频繁，这也反映了当时政局变化多端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东汉释奠、养老，多由皇帝亲临主持，届时皇帝亲自讲经。如：汉明帝中元元年（）初即帝位，袒割辟雍，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入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魏晋以降诸朝虽举行释奠、视学、养老礼仪频繁，但礼仪规格已大不如前，或有命太子释奠，或有命乐师释奠，而行礼期间的讲经活动，也多由太子或儒官主持。降低这种象征性的中央教育示范活动的规格，说明中央政府所倡导的正统教育观念对全国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此外，在当时中央政府举行的养老、释奠活动中，都以《孝经》作为主要的讲经内容，这一点也正反映了门阀家族政治在教育领域里的影响，以及统治者力图拨乱反正，重建儒家伦理秩序的努力。从中也能看到：魏晋南北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恢复了汉代“以孝为本”的伦理教育传统。

门阀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