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除隐居山林或沉沦下僚者外大都涉足仕途因为封建社会中的

唐代诗人，除隐居山林或沉沦下僚者外，大都涉足仕途，因为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入仕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必然厕身于大大小小的官僚机构之中。这时出现了众多记载官署内历任人员的壁记，也就为后人提供了这些方面丰富的可靠资料。

以上所言，主要是从考史的角度论述壁记的作用，并非全面肯定壁记的价值。实则壁记的内容是很芜杂的，吕温《道州刺史厅后记》曰：“壁记非古也。若冠绶命秩之差，则有格令在；山川风物之辨，则有图牒在；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这就说明，学者若将壁记作为一种史料运用时，必须有所鉴裁才是。

登科记

《全唐诗凡例》中一则曰：“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季振宜）《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可见“登第”之事在唐代诗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拓《唐贤慈恩雁塔题名》

在封建社会里，士人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争取服官，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而且也是施展个人抱负的主要出路。唐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举制度。几项主要的科目，如进士、明经以及制举，吸引着大批文士，其中尤以进士科的吸引力为大。这是因为进士出身的人日后飞黄腾达的机会最多，《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集其中，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贤士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因而进士及第者无不意气风发，登第之后还有探花、会宴和慈恩寺塔题名等方式表示庆贺。

《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言及曲江亭子，“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可见这些及第进士们其时情绪之高扬。

唐代应科举考试者，座主门生的关系，同榜之间的关系，尤受重视。长庆四年（824）李宗闵权知贡举，放唐冲、薛庠、袁都等及第，时称“玉笋班”。贞元八年（792）韩愈、欧阳詹、李观、崔群等人联第，时称“龙虎榜”。他们日后的亲密关系，都是在同应进士举时奠下基础的。

《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中说：“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解褐多拜清紧，十数年间拟迹庙堂。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揖蒲、华长马。’又云：‘进士初擢第，头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纪其姓名，自神龙以来迄于兹日，名曰《进士登科记》。”